“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 :梁思成建筑理论的矛盾性与悲剧性

大般若策划 2020-10-06 06:53:50


作者=赵辰

来源=《2000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昆明市北郊的龙头村,面向昆明城于南方,背负以五老峰为主峰的群山,左右有盘龙、金汁两条河水望南流向滇池。这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过,我对这个村庄的兴趣是在于,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间,中国建筑学术界的先驱们曾经在这个村庄里停留。 


一九九八年春,我曾利用在昆明工作之便,专程赴龙头村访问。我的梦想是能找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的栖息之处---一个由他们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农舍。不过,我的梦想只能是永远的梦想了,村子里的巨变已经使得今日难以寻觅到数十年前的农舍了,只有那村外的河堤上成排的林木,依然如林徽因当年所描述的那般高耸入云。在返回昆明城的路上,我不无遗憾地寻思着那所农舍,当年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曾有点自豪又有点自嘲般地赞誉过的,尽管那农舍其实是简陋不堪的 。不过费慰梅(Wilma Fairbank)也曾为此感叹到:“令人吃惊的是,这正是这两位建筑师唯一为他 们自己盖的住宅 ”。梁思成,作为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建立者之一,是非常值得后人纪念的。但是在我的理想之中,这个农舍是更值得纪念的。 


这个据说与当地民居毫无区别的土坯农舍,与梁思成的学术生涯所主要追求的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显然是大相径庭的。梁思成曾经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表达过对中国人在建筑观念上不追求永久性的不满,认为是一种陋习 。可以想象,这种“陋习”在他亲手设计建造的这个农舍里应该体现得十分充分。作为对建立中国建筑的古典主义传统有着终身理想追求的建筑历史学家,只能为自己搭盖一个简陋的农舍,想必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这其中有着强烈的讽刺性和悲剧性,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回味的。 


笔者以为存在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身上这种悲剧色彩,其根源自于一个基本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矛盾,导致了中国建筑学术体系几十年来的一种悲剧性,其影响至今依然十分重大。这个矛盾就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 


为了利于分析这种矛盾和悲剧的存在,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反映在梁思成身上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古典主义”这两方面的情形,在此作一详细的归纳。首先,来看看梁思成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作为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奠基者之一,梁思成在中国建筑界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除了以杰出的建筑学者而著名外,更是以国学大师、中国近代维新派首领人物梁启超的长子而为百姓所知。

 

受特定的历史时期影响,与梁思成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学者,大多具备极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在西洋、东洋列强的压迫下,作为儒家文化背景之下的新时代文人士大夫,唯以复兴华夏民族文化为己任。他们的政治态度上可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张,但是对民族主义这一价值取向却是全然一致的。不过相比之下,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倾向则依然显得更强烈而更具代表性。某种意义上讲,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术方面的成就,是其父梁启超所未尽的“民族复兴”大业的延续。 


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梁思成身上所负的“民族复兴”重任比别人要强烈许多。他出生就在其父梁启超避难时的日本,从小受到梁启超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英雄的故事教育。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之中,幼年的梁思成所被培养出来的民族救亡的意识和政治上的热心,显然是要强于一般人的。梁再冰在回忆其父亲的文中这样说道:“可能是由于生长在国外,而当时我们的国家又处于巨大忧患之中的缘故,在祖父的思想影响下,父亲自幼就有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一种海外赤子的爱国热忱,这种爱国心贯穿于他的一生。 ”青年时期的梁思成也已显示出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敏感和清醒,在清华学堂时,被同学们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而他的政治思想显然是以其“民族主义”为主导的。他曾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学生中的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之一 。 


纵观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几十年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生涯,坚强的民族复兴之信念一致是他们的根本支柱。 


梁思成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决心始于他在美国作为建筑学生的二十年代。在宾大学习时的梁思成,及其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建筑史已经将各国的建筑风格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有了历史性的总结,而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却未有能让世人了解的建筑历史。当时已有的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在梁思成看来,不是谬误百出就是不得要领。不过,比中国人领先接受西方科学和文化的日本学者,已经开始了强劲的研究中国建筑之势头,如当时常盘大定、关野贞、伊东忠太等人的研究。这让年轻的梁思成十分不安,因为他十分清楚,“如果照此发展,不久这个领域将被日本人夺去。”加之梁启超在1925年,寄给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本当时非常珍贵的陶本《营造法式》,并加有这样的评语,“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以此激励他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见,梁思成的决心从事中国建筑的研究事业,其中的民族主义信念是起了相当主导的作用。 


在投身营造学社的初年,梁思成就将在中国境内寻找到早期的木构建筑为其重要的努力方向。这在政治上完全是针对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学术界的歧视而采取的对策。因为当时曾有日本人断言,中国根本找不到唐代的木构建筑,如果要研究唐代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去 。从蓟县辽代独乐寺、正定龙兴寺、太原晋祠等一个接一个的遗构的发现,直到一九三七年历经千辛万苦而最终寻到的唐代佛光寺大殿,都成为对日本人轻薄之言的最有力还击。尤其是唐代佛光寺大殿的被发现,是梁思成的民族主义信念的成功体现,是他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中的一个耀眼亮点。时值日本军队进犯华北的边缘,佛光寺的发现,在政治上的意义显得更大于其本身的学术意义。为此将梁思成定位为民族英雄大概并不为过。 


在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建筑进入了一个高发展的时期。建筑风格的讨论再次出现高潮,其特点是受国际上现代主义的“国际式”(International Style)之影响,人们出 现了已经在中国盛行多年的“中国固有形式”产生了怀疑,也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出路表现出了彷徨。在当时的论战中,梁思成和林徽因所提出的理论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在材料、结构、造型各方面的合理与统一,最贴切地体现了时下流行的钢结构为主体的“国际式”建筑的基本原则 。这显然体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对西方与中国建筑的认识要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学者,但是,这其中也强烈地体现了他们比他人强烈许多的民族复兴之自信心。 


在四十年代,当梁思成一家随营造学社逃难于四川李庄时,以及当梁思成于抗战胜利之后访美时,都曾有人劝说他留在美国,这样起码可以避免战乱的危害,也可能会对林徽因的身体有利。然而,刻骨铭心的民族复兴之信念使得梁思成和林徽因宁愿在多灾多难的祖国受难,而不愿漂流他乡。在北平解放前夕,对共产党并无太多认识的梁思成,由于解放军攻城部队派出的代表请梁思成标出北平市区里应避开炮火的古迹这一事,而对共产党大生好感。(此事其实为二战时梁思成在重庆为美军轰炸日本时标出奈良、京都的古迹一事的翻版,是周恩来当时了解了该情况之后的留意之举)在此让梁思成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原因,显然还是出之于他的民族主义之绝对原则。 


1949年和50年代初期,梁思成与林徽因曾因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而十分忙碌。他们俩在这两件作品中所体现的最主要贡献,就在于对民族样式的坚持。如在国徽图案中强调了中国建筑立面特征的天安门为主体图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中坚持了中国风格的碑体而反对雕像的作法。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民族复兴”信念再一次在他们最终合作的作品中成功的体现了。

 

与梁思成夫妇有终身之交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与他的妻子费慰梅,在笔者看来是了解梁思成夫妇的一面镜子。具备丰厚东西方双重文化背景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为费正清夫妇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最好的的良师益友。费正清曾说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我和我的妻子的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独特的。……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 ”梁思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对费氏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费正清是对七十年代中美关系突变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中美关系还处于相当敌对状态的六十年代,就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关系的传统”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要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中去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人因自身建立在历史的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文化优越感,而难以平等对待他人。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与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上邂逅。费正清向基辛格介绍了,古往今来,中国的皇帝在京城接见了无数“番邦”的来使,却从不亲自驾临异邦。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当时的毛泽东主席,而美国总统则是没有那里不能去的。以此,费正清阐述了美国必须主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而不能等待中国作出第一步。我们知道费正清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中美关系改变,以致于世界进程的改变都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然而,费正清的这些重要认识的得来,显然是与他们熟知的梁思成夫妇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分不开的。在费氏夫妇与梁、林二人的亲密交往中,得以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人的强烈本土文化中心思想。其中,这两对夫妇在1934年的一趟共同山西之行,是双方有深入了解的好机会。费慰梅曾经记录了她在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梁思成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在贫穷落后的山西乡间,他不得不忍受向西方人呈现物资条件底下、世俗民风败坏的难堪 。这是梁思成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在笔者看来,这也是费正清夫妇得以深刻了解中国文化人看似外在谦卑恭让,而实际内在民族气节极其高傲的一个例证。毫无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讲,梁思成是一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至此,通过以上的归纳,我们对梁思成政治上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应该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下面,笔者希望进一步归纳梁思成在学术体系上的“古典主义”之基本观念和方法。 



学术上的“古典主义” 


要了解梁思成在建筑学术上的古典主义,就必然要从他所接受的建筑教育说起。那就是二十年代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建筑学院的建 筑教育体系,该体系由于培养出了人数最多的中国建筑学者而对中国建筑有特殊的意义 。 


美国的早期的建筑教育受到法国巴黎国家美术学院(Ecole-des Beaux-Arts in Paris)的影响极大,从1846年起,巴黎美院就开始有美国学生了,1890年至1900年期 间,每年的就学人数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在美国的建筑学院,自第一所的MIT建筑系起,多为巴黎美院的毕业生或为他们的学生所主持的 。而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在美国建筑教育界的地位,则与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克瑞(Paul Philippe Cret,1876-1945)分不开的。克瑞在里昂和巴黎的国家美术学院就学期间, 就已经是非常出色的高材生。家境并不优越的他,在其姨夫的哥哥(里昂的建筑师)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学习建筑学,完全靠勤学苦练而在专业上成长卓越,经过漫长的求学之路,克瑞的学习成就已经是有目共睹(多次获得全国性设计竞赛首奖)。在其毕业前夕的1902年,接受了由他的美国同学推荐的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职位。当时的宾大的建筑学院院长赖尔德( Warren P. Laird,1861-1928), 正在竭力从巴黎美院寻求能主持宾大设计教学的人才,以满足他强调建筑教育向“设计”导向的意图。宾大建筑学院由于有了克瑞的加盟而在建筑教育的实力方面有了整体的改变,只经过短短几年就超越MIT、哥仑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学校,而成为在美国建筑教育界“巴黎美院教学体系”的盟主、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克瑞不仅在教学上,同时也通过大量重要的公共建筑设计竞赛中标,而在美国的市镇公共建筑方面有大量的古典主义作品成功实现。在建筑创作的主张方面,克瑞不欣赏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在欧洲兴起的那种以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反叛为特征的现代主义(Modernism),而提倡循序渐进地简化和改良古典主义,为现代社会服务,他称之为“新古典主义”(“New Classicism”也常被描述为“折衷主义”) 。 


梁思成及其他中国建筑学子就学于宾大时(1924-1927年),正是克瑞以及宾大的巴黎美院之古典主义风格在美国的盛期。他们所能接受的正是这一学术体系的精华部分,为他们日后建立中国的建筑学术体系打下了古典主义的坚实基础。 


二十年代的宾大建筑学院,一批十分有才华的中国学子曾因他们的出色成绩,而让其他学生刮目相看;最出名的如杨庭宝以及稍早于他的朱彬。而梁思成则在学习期间已经显示出了对建筑历史的浓厚兴趣。宾大的巴黎美院式古典主义教育,原本就是以历史性建筑风格为建筑学的主要教学任务,是极易培养建筑历史学家的。当然,家学深厚的梁思成,则在自身上就具备了研究历史知识方面的过人兴趣和能力。陈植先生曾回忆到:“除了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作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 ”梁思成的从事中国建筑研究之决心,除了上一节谈到的民族主义信念的作用外,显然也大大地得益于宾大的古典主义建筑之学术。关于这一点,费慰梅曾经这样说:“基于巴黎美院传统的宾大建筑教学计划,是针对培养职业建筑师的,但是同样适用于培养建筑历史学家。学生们被要求掌握希腊、罗马的古典柱式和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纪念建筑。他们的技能经常由这样的特殊课题来训练,如修复古代遗址的方案、或者是为完成一个未完成的大教堂而提供设计。基本的要求是发展出清晰而美观的建筑表现图,包括必要的文字。梁思成完全胜任了这样的训练并在他的同学和同事中胜出。 ”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在宾大学习期间,也曾对所受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发生过怀疑;在给其父亲梁启超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担心,认为这种功能与形式脱节,只能死板地去模仿古代建筑外形的学习方法,会使自己变成一个画匠,而不是建筑师 。我们今天难以知晓,年轻的梁思成是否因得益于其父亲不着边际的劝说而取消了怀疑。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他当时的这种怀疑是针对建筑设计创作而言的,他显然并没有怀疑这个体系在对建筑历史的研究方面的意义。在梁思成后来从事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中,他从宾大学来的古典主义的学术体系,作为基本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是贯穿始终的。费慰梅又一次地提到:“思成自己曾经提及宾大教学中给学生提出的建筑历史问题,在他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被证明是十分有用的。……在宾大的最后一年里,思成强化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研究。通过对平面、立面和其他建筑特征进行的比较研究,他展示出这段发展过程的轨迹。这种训练的重要意义是极明显的。我们尽管没有他研究文艺复兴建筑的资料,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在后来十五年里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演变过程所作的插图感受到其意义。 ”笔者非常赞同费慰梅的这一认识,在梁思成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立面风格之比较是作为极有效的方法与手段而多次使用的。就此,我们可以认为,梁思成对他所接受的宾大建筑教育不见得满意,但是他对之建筑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教育显然是完全接受的,并成为他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基础也是确定无疑的。 


实际上,如前文所提到的,作为民族复兴大业的坚强信念之体现,梁思成投身中国建筑研究的理想,并不仅仅是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而更深的意义是在于要建立能与西方古典主义能完全抗衡的“中国古典主义”(Chinese Classic) 。当时,以“弗莱切尔建筑史”( 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 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将古典主义定为一条清晰的发展路线,也即“建筑之树”的主杆 。那就是,从古希腊(Greek)为始端,古罗马(Rome)随之其后,再之罗马风(Romanesque),直至现代主义。在梁思成的理想中,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其建筑文化史显然是应和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同等重要的。既然建立“中国古典主义”成为目的,西方古典主义学术的观念很自然地被梁思成用来诠释中国建筑文化。这种现象在梁思成早期的研究中是相当明显的。 


梁思成将他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定为去寻找中国建筑的“文法”,尤其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文法”。清《工程工部做法》和宋《营造法式》,就是梁思成所认为的中国建筑的基本“文法”书。然而,梁思成进行的建筑诠释是清楚显示了对西方古典主义“文法”的套用。首先,将建筑的立面作为建筑设计的根本目的来对待。用西方古典的立面(Facade)构图设计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立面;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段式”被用来诠释中国古建筑立面的“三段”(台基、柱梁、屋顶) 或“四段”(台基、柱廊、斗拱、屋面) ,试图分析出一定的比例关系来定义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往往是以朝代划分的)进一步地,建筑立面上的主要构件--立柱的比例尺度是十分主要的,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柱式(Order),是控制全部建筑立面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斗拱,在形式上被理解成十分重要的构件,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其位置类似于西方古典柱式的柱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木构建筑的柱子带斗拱的形象,被相对于西方建筑传统的柱式来看待,我们甚至可以在今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见到这一象征性的装饰符号。更进一步地,宋《营造法式》的“材”与“份”以及清《工程工部作法》的“斗口”,都被诠释成了类似于希腊古典柱式中的基本因子(Ratio),可以用于确定建筑立面的比例和尺度。徐敬直对此曾大加赞赏道:“中国建筑营造法的精华就此被发现了,正如同古希腊建筑一样,建筑各个部分的尺度比例因子由一套模数单位--‘材’决定了中国建筑中的柱子、梁和屋面的尺度,以及建筑的高度。 ”这种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立面进行构图比例尺度的定义,成为梁思成所诠释的中国建筑“文法”的核心成分。至今,我们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依然受之沉重而深远的影响。 



“矛盾”与“悲剧” 


当梁思成和他的同人们在建立中国建筑古典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时,他们大概都将之视为他们坚强的民族主义信念的实现,以及他们所学到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在中国的成功应用。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所借以立足的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学术体系与中国建筑体系之间内在的一种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梁思成等的强烈“民族主义”观念的张扬之下,显得更为突出。笔者以为,这也是梁思成建筑历史观的悲剧所在。这中“矛盾”与“悲剧”的影响对中国建筑界来讲是深远的。在这一节里,笔者将就此展开讨论。 


西方的古典主义建筑体系,自文艺复兴之后经多次的“复兴”浪潮,到十八、十九世纪达到十分完善的顶峰状态。在世界建筑文化理论极为开放的今天来看,这一体系是一十分狭窄的理论体系。说其狭窄,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反映在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认识论方面,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也就是将世界文明史仅限于以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在时间上前后连续的一条“线性”的发展史。就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所批判的:“把进步看成是直线发展的 错觉,可以说是把人类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处理得太简单化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在‘分期’问题上常常喜欢把历史看成是竹子似的一节接着一节地发展,或者看作现代的扫烟囱者用来把刷子伸入烟道的可以一节一节地伸长的刷把一样。 ”这种“线性”的世界文明发展史反映出来的狭窄建筑观念,被很好地以那棵弗莱切尔 (Sir. Banister Fletcher) 的“建筑之树”(Tree of Architecture)所诠释了,不在那条文明发展主线或主杆上的其他建筑文化,只能被视为旁枝末叶 。从另一方面来看,反映在作为文明载体的极为多样的建筑类型中,古典主义建筑体系将其注意力主要局限于代表或象征社会统治阶级的具有纪念性 (Mounumentality)的尊贵建筑,并将建筑的历史定为这些纪念性建筑的“时代风格”变迁史,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建筑文化”历史 。如:古埃及的陵墓、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巴西里卡等等。而那些属于“非主流建筑文化”的大量无名氏(Anonymous)、民间建筑和市镇工程等都因为不具备足够的纪念性而被忽略或一带而过。正如奥列弗(P. Oliver)在对十六版《弗莱切尔建筑史》的批判 :“在《 弗莱切尔建筑史》 中的那种封存了上百年的陈旧观念,被表现为在那长达一 千三百五十页的第十六版全书中仅有三页是有关‘原始建筑’的。” 


西方古典建筑体系所基于欧洲的文化背景的,而在欧洲的文化历史中,建筑物在形态上可以清晰地被分为为神权、皇权服务的具有神圣性和纪念性的一类,也被定义为所谓的“主流建筑”(architettura maggiore意大利语)。又由于西方的“主流建筑”是以石构为主的,建筑也就成了“石头的史书”。而除这类之外的大量的为民众所需而建设的无名氏建筑,则被定义为“非主流建筑”。虽然“非主流建筑”(architettura minore)在数量上是占有绝对的多数,即便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之中其技艺和 形态都非常多样,对文明发展的推进作用也十分巨大,但是由于不具备永久性、和纪念性而在古典主义的观念里不能算是建筑(Architecture),只能是营建(Building) 。在西方的传统中, 这种 “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的关系是相当对立的;“ 主流建筑”必然是具有神圣纪念意义的、具有永久性特征的(尽管不见得能做到)、 具有强烈的社会精神生活而被历史记录、是以石构的并以耗费巨大的人力与物力为特征的。在外形风格上,“主流建筑”有着以空间与时间上不同文化特征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形态与风格样式的变迁过程之记录和诠释,就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古典主义的西方建筑史之根本内容。 


这一古典主义建筑的学术体系,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正是以巴黎美术学院(Ecole-des Beaux-Arts in Paris)为代表的。经过美国宾州大学及克瑞的成功传 递,成为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的立足之本 。这对梁思成来说, 本来就是无可选择的事,也并不构成矛盾的存在。 

然而,矛盾的产生是在西方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学术体系与梁思成试图以之去诠释的对象——中国建筑体系之间。 


中国建筑的体系所基于的中国文化背景与欧洲文化背景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最为强烈的不同是,西方建筑文化中的那种完全对立的“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在中国建筑文化之中并不清晰。中国的文化原本就是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世俗化”的倾向是十分显著的。反映“今世”生活的居住空间与环境构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主体。而对应于西方“主流建筑”的反映神权与皇权的尊贵空间与环境,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显示出与居住建筑空间和环境有绝然对立的局面。 


首先,我们来看看反映神权的所谓“宗教建筑”:除了一些特殊的祭坛、石窟之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绝大多数的寺、庙、楼、观都未在建筑形态上形成与居住空间环境完全的对立。供奉神灵的尊贵空间环境与居住空间环境在布局思想方面和建造方式方面都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是庭院布局和木构建造。李约瑟( Joseph Needham,1900-1995 )在论及中国建筑中不若其他文明体系中以石构来构筑神灵 所需的纪念性时道:“……中国人的心态在本质上是世俗化的,热爱生活和自然。以此,神灵也需要舒服地坐在家庭或宫殿的厅堂里被朝拜,或者完全不被朝拜。 ”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中国文化中所谓的“宗教建筑”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与居住建筑形成对比的那种“神圣感”和“纪念性”。例如,中国古代盛行的“舍宅为寺”之风俗,与之向背的则是寺庙和宗祠也常被“还俗”为民间使用,如学校、作坊等。这都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住宅与庙宇之间的必然联系。中、西方宗教观念的巨大差异,足以令我们认清西方“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的对立并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形。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反映皇权的“宫殿建筑”。梁思成在他最初选择的中国建筑研究之题目即为此,显然是顾及了在中国建筑文化中这类建筑是最尊贵的,是最能与西方的“主流建筑”相对应而抗衡的,应该是他建立中国建筑的古典主义所首选的内容 。作为反映真正至高无上皇权的“宫殿建筑”,在建筑的等级上是毫无疑问的最高级别。然而,遵循孔夫子“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天子所居的皇宫朝廷在建筑形态上也不必与居住建筑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宫殿建筑”在庭院式基础上有布局的“前朝后寝”是完全对应于大型住宅或官衙(它们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太多区别的)的“前庭后寝”。建筑单体的设计建造方面,也同样是相近的。总体来看,一个朝廷的宫室在建筑形态上可以看成放大了的、复杂化了的高级住宅建筑。在技术低下的远古时期,皇帝的宫室则完全酷似技术发达的后期之四合院住宅。这说明中国文化中的反映皇权的宫室建筑与民居之间是必然联系的,也不可能构成如西方文化中的对立情形。 


无可否认地,中国建筑文化中反映神权、尤其是反映皇权的尊贵空间与环境在规格上与住宅是有极大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并不是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在建筑形态上的本质不同,而是主要反映在符号与象征的区别,也就是中国文化里的形制的意义。所谓“材分八等”正是对官式建筑的规格等级之限定,而成为形制的一部分。如果用数理逻辑概念来形容的话,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主流建筑”与“非主流建筑”是零和一的对立关系;而在中国建筑文化中的从民居到官衙、再到寺庙和帝王宫殿都反映的是一和九的级数关系。这种级数关系的形制定位,是完全符合全球各地的“非主流”的乡土建筑甚至原始部落建筑的社会特性的。奥列弗在对乡土建筑进行定义时说,乡土建筑就是“经常用来图示社会级别高低的,并只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少量的变化” 。 


如果一定要按西方的分法,中国建筑的体系,即便是最高等级的皇家宫殿也大概更容易归类于所谓的“非主流建筑”。以西方的“主流建筑”文化为背景的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来诠释中国建筑,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矛盾。这是梁思成建筑学术观念和体系的根本矛盾,又由于梁思成的“民族主义”政治理想的原动力作用,必然导致其不能自拔。实际上,作为比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中国建筑的认识要高许多的梁思成,在不少情形下已表露出了与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相比之下中国建筑的“非主流建筑”特性有相当的认识。关于中国建筑的特点,梁思成曾经写到:“中国的营造(Building)是一种高水平的‘有机’结构。它是从远古时期土生土长出来的…… ”这说明,他对中国建筑的“原生性”(Indigenous)有清楚的认识,而“原生性”正是“非主流建筑”的特性。在一九四四年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曾经就中国建筑特征形成指出“属于环境思想方面,与其他建筑之历史背景迥然不同者”,有四个基本要点。其中第一点的“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有以下论述:“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结构即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著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尽久存之实,且即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尚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毁亦视为灵异天谴,非材料工程之过。 ”这番论述是相当深刻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是对弗格生(James Fergusson, 1808-1886)早年疑问的追根寻底般的解答 。其基本的观念显然是 西方古典主义的,只是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而导致了 一种自责和内疚心情也是溢于言表。笔者以为,这正是梁思成学术体系的强烈矛盾所在。其实,梁思成身上的矛盾性恐怕不仅仅于此。童寯曾因不理解梁思成在林徽因父亲林长民惨死于东北军阀枪口之下不到两年,就来到张学良亲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任建筑系主任之事而感慨道:“象那既是伟大学者又是糊涂政客的父亲一样,思成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 


梁思成建筑学术观念的矛盾性给中国建筑学术界带来的影响也是悲剧性的。在梁思成原本接受古典主义学术体系教育的西方,经过现代主义推动的建筑文化更新,尤其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建筑学术界对“非主流建筑”的民居和原生建筑的展开了开拓性研究:传统的古典主义建筑观念在理论上受到挑战并最后得到了突破。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民居等人类居住的建筑也应该同样属于文明史一部分。这种突破尤其是以最具轰动效应的、由鲁道夫斯基(Bernard Ludofsky, 1905-1988)主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同名 展览并出版该书的《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为代表 。这种突破导致西方建筑学术界从新认识所 谓的“非主流建筑”,其中也包括了对非西方文化的建筑之从新认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建筑文化自然在这种突破之后则显得尤为可贵。于是,有关中国建筑传统中的诸多问题越来越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兴趣点,如建筑形制和技术、城市和聚落的规划思想、园林与景观艺术以及集中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风水”思想等等。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学术观念和体系上的突破性发展,已经难以影响身居北京的梁思成,也同样难以影响中国大陆的建筑学术界。此间,尽管有刘敦桢的关于民居和园林的突破性研究 ,而使得西方的建筑学者肃然起敬,然而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古典主义特色却已经跟随政治上“民族主义的形式与社会主义的内容”之形势而根深地固了。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台湾学者汉宝德的有关研究 、尤其是香港建筑师李允鉌的《华夏意匠》 才尤如春风拂面,让大陆的建筑学者接触到从新看待自己的建筑文化的新观念。随后涌现出来的中国学者的新研究,有不少是西方理论界的兴趣点追随之举,观念上颇有新意。然而,却也呈现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论水平不高之嫌。这种局面,直至今日依然十分严重。 


笔者以为,要理清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针对中国近代建筑学术体系建立时期的研究目的、观念、方法等诸方面因素进行探讨,并联系中、西方文化在以上诸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为此,梁思成就成为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不得不首先重点研究了。 


中国建筑学体系的悲剧


作为建筑文化本源的“人居环境”,原本就是任何一种文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文化遗产。遵循着民间建筑的法则,顺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而土生土长出相应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中国建筑文化体系数千年的历史都是以此规律发展的,并未象西方文明中衍生出相对立的所谓“主流建筑文化”和“非主流建筑文化”两大体系。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学术体系正是基于所谓的“主流建筑文化”而建立的,并得益于欧洲的工业革命而在欧美到处流行。这应该是一种例外(今天人们认识到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建筑文明发展史并不遵循这种“西方模式”),但是随着殖民主义,这种学术体系和相应的文明史观在全球蔓延。梁思成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历史学家,处于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以反抗外国学术侵略而致力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建筑学术体系。然而,他们所基于的观念、所运用的法则却都是西方古典主义的。这就构成了一种根本的矛盾。又由于历史性的延误,这种矛盾的影响直至八、九十年代,甚至今天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悲剧。 


对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和悲剧性之分析,应该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问题所在。张光直先生曾说:“…西方的社会科学所演绎出来的许多原则、法则、法理,是根据从苏美尔文明以来的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中综合归纳出来的。就象我们从中国古代五千年或更长的历史中,也可以综合归纳出许多社会科学的法则一样。问题在于‘欧风东渐’--西方社会科学输入中国以来,有许多西方的法则便直接地套到中国的史实上去了。 ”笔者以为,张光直先生的话应该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中国建筑的理论体系应该有可能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明中归纳出来。并且,切合中国文化特性的“人本主义”,显然应该本着以“人居环境”为核心,其宗旨将更合乎当今国际建筑理论的主要方向。根据这个思想,昆明郊区龙头村的那个梁思成当年所设计建造的农舍(尽管已经不存),恰恰是不应该忘却的,或许应该成为新的学术体系的出发点。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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